他们也强调，在进行“思想教育、“人文精神教育”时，要以语言文字为媒介，“春风化雨”般进行，不可强硬灌输。引人注目的是，九十年代中期，持此论者，在语文教育界和社会各界呼唤“人文精神”的潮流中，借过“人文”为口号和旗帜，壮其声势。其实，他们一定程度上误解和曲解了“人文”“人文精神”的真实内涵和历史本意。他们仍是在“思想性”甚至在“政治性”的意义上使用着“人文”“人文精神”，把“人文”当成了“思想”的同义语。他们的初衷是，想以“人文”为武器，反击“文以交际派”泛滥的“技术化”“机械化”倾向，而同时不使自己重新走入左的“思想政治教育”误区，其实恰恰是老调重弹，重蹈覆辙！

第三种理念，承认语文教育有双重效能。认为，语言本质上是一种工具（语言单种本质），然而，语文教育又具有双重效能（语文教育双重效能）。所谓语文教育，既要注重语言文字训练、形成语言交际能力；又要注重进行思想教育、文化教育、政治教育等等。他们特别亲和于“文以交际派”的大多理论观点，但又不满意于实践中他们的一些极端的做法（如泛滥的习题、荒唐的解析）；他们反感“文以载‘道’派”的一些观点（如语文教育的人文性、语文教育最终目的是培养什么“人格”），但又觉得他们的一些倡导有些道理、顺应了时势（如对学生进行文化的、思想的教育）。

他们认为还是要“文”（语言训练）与“道”（思想教育）合一，二者相辅相成。这在表面上是一种不偏不倚的折衷观点。其实，他们骨子里与“文以交际派”属于一派，（如，他们的关于“语言”的核心理论是完全一致的，都认同语言的单种本质论），只不过，形诸于表达时不像“文以交际派”那样直露，他们为适应社会政治环境对语文教育的制约，在表述时作了妥协和调整。将“文”与“道”贴合在一块，这就是“文‘道’合一派”。

“文以载‘道’派”和“文‘道’合一派”分歧在于，对语文教育最终目的的理解不同：

“文以载‘道’派”认为，语文教育的最终目的是形成“健康、高尚、先进”的思想和人格，而“语言的交际能力”只能属于语文教育的“中程”目的。

“文‘道’合一派”认为，语文教育的“唯一”、“终极”目的还是形成听说读写诸种语言能力，在这过程中再像其他学科那样培养“健康、高尚、先进”的思想；而后者只是辅助、是稍带，并不是特别必需－－因为后者不是语文单科的要求，而是对所有学科的要求，不是语文单科的本质规定性。